在改革了大汉税制之后，天子刘洵又将目光放到了大汉的国家命脉上面。
此时能够称得上是国家命脉的产业，非盐、铁、铜莫属，铜和铁都是偏向于生产类的，对此天子刘洵坚定的实行朝廷专营制度，对铜、铁这两项战略性资源进行把控，至少在短时间内是不会改变的。
不过对于食盐来说，天子刘洵看到的不光是一个影响国家命脉的存在，更是真金白银，是一座耀眼的金山！
对于盐政，天子刘洵非常熟悉，别的不说，后世满清时期江南盐商个个都是富可敌国的存在，随便拿出一个都是身价几百、上千万两的家底！
后世元末、唐末时期，张士诚、黄巢等人都是盐枭出身，可见贩盐获利之巨！
所以，天子刘洵开始思考如何对眼下大汉的盐政进行改革，进一步增加朝廷的收入，全面开发盐政这座“金山”！
早在春秋时期，当年管仲在齐国为相，为富国强兵，管仲大力兴盐铁之利，推行“官山海”的政策，规定盐资源属国家所有，国家对食盐的生产买卖加以管理，开华夏盐政之始。
其法以民制为主，官制为辅；民制之盐须交官府尽数收购，由官运销，寓租税于官府专卖盐价之中，因其产盐于官制之外复有民制，盐史学者称为“部分专卖制”。齐国由是富强，称霸诸侯。所作《管子•海王篇》，为百代论述盐政之祖。
眼下，未央宫中便存放有《管子•海王篇》，天子刘洵直接拿过来翻阅，以作为参考之用。
而后秦国自商鞅变法，开始奖励耕战、发展生产，民得专川泽之利，管山林之饶，自由开采售卖食盐，官府从而征税。沿至始皇帝一统天下之后，盐制依旧未改。惟征税过重，盐价昂贵。史载，前秦之时盐利二十倍于古，盐商富累巨万，人食贵盐，小民贫困。
而后到了大汉初年，因循秦制未改，允许私人经营盐业，国家征税，税入归主管皇室财政的少府；但诸侯王国以经营盐业自富，收入不归中央。
到了元狩四年，孝武皇帝采用御史大夫张汤的建议，笼罗天下盐铁之利归官，在各地设置国家的盐铁机构，任命从前以经营盐铁致富的人为吏；将原由豪富占有的产盐滩灶收归国家，由朝廷直接组织盐业的生产、转输与销售，并不借手商贩。官自煮盐，官自卖盐，产、运、销三项完全官营。
由此，天子刘洵又想到了后世隋唐时期的盐政策略。
后世隋朝开皇三年开始除禁榷、通盐池，盐井之利与百姓共之，既不行官卖，又免征盐税，实行无税制。到了大业元年隋炀帝即位，渐趋奢华，内兴工役，外事征伐，用度大增，遂乃横赋暴敛，然尚未及于盐利。自隋开皇三年起直至唐开元初年止，前后这一百三十余年间相沿未改，是为华夏盐业无专税的时期。
到了后世大唐年间，朝廷财用不足，唐玄宗采纳左拾遗刘彤的建议，逐步恢复征收盐税。宝应元年再变盐法，将第五琦盐法中的官运官销改为商运商销。又创设盐商特殊户籍，隶盐铁使，允许子父相承，世代为业。盐仍由民制，仍由官收;官收之后，将盐税加入卖价(寓税于价)后转售商人;商人于缴价领盐之后，得以自由运销，所过州县不再征税(远乡僻壤商人罕到之地，官设"常平盐"以济其缺)。即民制、官收、官卖、商运、商销五大纲领。
再到了北宋之时，朝廷行官商并卖制，规定或官卖、或通商得各随州郡所宜。于是划分官卖区与通商区，大抵以沿海州郡为官卖区，内地州郡为通商区。在官卖区，盐斤听由州县给卖，每年以所收课利申报计省，而转运使操其赢，以佐一路之费。其盐业生产，则沿用唐代旧制，设立亭户户籍，专事煮盐，规定产额，偿以本钱，即以所煮之盐折纳春秋二税;于产盐之地设置场、监等盐政机构，从事督产收盐。雍熙年间，北方用兵抗辽，边储颇乏，乃缩小官卖区，扩大通商区，推行"折中法"。其法为:令商人输纳粮草至边塞，计其代价，发给"交引";商人持赴京师，由政府移交盐场，给其领盐运销。庆历年间，范祥创行"盐钞法"。其法为:令商人交付现钱，买取盐钞，钞中载明盐量及价格;商人持钞至产地交验后，凭钞领盐运销。政和年间，蔡京创行"引法"。其法为:官府印引，编立号簿;每引一号，前后两券，前为存根，后为凭证;装盐以袋，每袋即为一引，限定斤重;商人缴纳包括税款在内的盐价领引，然后凭引至产地支盐运销。与范祥钞法相比，引不仅是支盐凭证，且为运输与销售凭证。故其批引、缴引立有手续，销引定有期限。南宋沿用北宋引法不变。终宋一代，虽盐制多变，然以行就场专卖为主，即民制、官收、官卖、商运、商销。与唐制相比，仅增加一道商人买取证券(钞引)的手续;与此同时，对商人支取的盐类与销盐的地界也有了明确规定。引法既创，遂为宋以后各代所沿用(每引盐的斤重，历代不尽相同，大多在四百斤上下)。